港口土著海南丢 郭慧敏
作者: 来源: 添加日期:09-09-22

 



  “闯关东”是早在清顺治年间(1664年)就已经开始了的一次移民壮举。到19世纪初期陆续达到高潮。可供查阅的史料证实,在1905年左右,共有200多万山东人通过陆路和海路,分别进入了辽宁、吉林、黑龙江、韩国和朝鲜以及俄罗斯远东地区。据不完全统计,现在“流落”在这些地方的山东人和他们的后裔达8000万人之多。
  当年闯关东,无非是是走旱路经山海关和走水路由大连地区登陆这两条道。而自从大连开埠及俄国人修了铁路以后,走海路就成了首选。许多人登陆后不愿或无力继续前行,就留了下来。从晚清北洋海军选定旅顺为海军基地到沙俄在大连建市,再到小鼻子占领大连,城市的开发建设几度掀起高潮,也吸引大量移民到此落脚,其中有不少能工巧匠。由于开发建设的需要,移民谋生相对容易些,因此就有了“大连市养活穷人的地方”这一说法。
  这些人在大连还有一个直到今天还很生动的名称,叫“海南丢”。
  想当年闯关东的时候,许多山东省籍的人跨黄海、渤海,携妻带子北上,进入了辽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平原, 所以就有了“海南丢”一说。虽说此话用了倒装句,但只要大家一提起来,就知晓其籍贯了。想一想正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那辈人的举家大迁徙,才使难民们蜂拥到了大连,是他们及其后裔的不解努力,发展建设了大连,他们丢下的是“海南”,得到的是大连。
  大连以港立市。当年的那些“海南丢”的码头生活今天追忆起来,那一段段早已淹没在模糊岁月的经历,仍让人为之唏嘘。

  十九世纪末,沙皇俄国为争做远东霸主,在阴谋与外交的掩护下占领了旅顺口,并决定在辽东半岛的南端修筑一个商港,由此,一个名叫达里尼的城市诞生了。
  尼古拉二世下达了关于建立自由港和达里尼市的敕令后,把监督该城及港口建设的大权交给财政大臣维特。
  维特决定把达里尼市建成一个国际化都市,他要让这座城市和商港享受到格外的恩惠,他取消了海参崴港和庙街的自由港条例,把一切优惠的政策赋予达里尼市。维特又利用财政大臣的权力把资金优先拔到大连湾。
  筑港、建市的一切程序都在按照维特的计划运作,筑港事务所派出大批人员到山东、河北招收失去土地的农民,
  自清朝中期止收人头税后,中原人口剧增,各家祖上留下的几十亩薄地,早已被众多的子孙瓜分殆尽,虽四处垦荒,也难以果腹,俄国人要在大连湾修码头、每月还发工钱的消息像飓风一样冲击着山东贫瘠的土地。为了寻找生机,为了吃上一餐饱饭,庄稼汉子纷纷结伴来到烟台、龙口码头。
  俄国人的火轮船泊在海上,小舢板把外出的乡民送到火轮船上,船舱即刻变成乡间的祠堂,“祠堂”里面坐满了同村的叔伯兄弟。漂移的“祠堂”虽然充斥着乡民从未闻到的刺鼻油烟,从未听到机器的轰鸣,但乡民们还是压抑不住心中的兴奋。
  当火轮船进港的汽笛声唤醒了昏昏欲睡的乡民,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外罩马褂、手拎文明棍的先生高呼:“要混饭吃的跟我走,干一天两毛钱,不管吃住。”
  庄稼汉子们唯恐被人抛下,蜂拥而起,紧随“拉杆先生”来到一片山丘下。
  在“拉杆先生”呼喊下,庄稼汉子用拿锄头的双手握住钢钎和铁锤,挥动双臂把坚硬的石头从山丘的骨骼上剥离下来,两条铁轨伸到远处的海滩上,庄稼汉子推着方斗车沿着轨道奔跑,车里的石料被填入海滩。铁轨不断向前延伸,青泥洼的滩涂变成码头的胸脯,山体塌落下来的石头把年轻的生命送入黑暗的深渊,同村的兄弟们为了能经常祭奠自己的亲人,把他们葬在山坡的另一面,让亲人永远安眠在异乡的土地上。
  移动的方斗车有了一个带有乡村味道的名字:轱轳马子。
  东、西青泥洼村的几十户村民被哥萨克大兵驱赶到香炉礁,青泥洼的滩涂变成一个大工地,几万庄稼汉子挥舞着铁锨挖沟铲土,上百辆马车把挖出的泥土运到低洼处。
  俄国人用精明的眼光挑选了一批精明的庄稼汉子,让精明的俄国领工带领他们从事一些稍有技术性的活计:制做木型支架,在木型中竖起钢筋,往模型里浇灌拌好的水泥。
  钢筋水泥大坝如同巨兽吞噬着寺儿沟的南山,南山被切去一半身躯,坦露着空旷的肌肤,山东汉子在未成形的大连湾码头身后找到了栖身之地,他们利用树枝、木杆搭起窝棚,白天,在洋人的监督下,挥汗如雨,夜晚,与同村的兄弟、亲戚蜷缩在窝棚里。
  三年后,大连湾蔚蓝的海面上凸现出两条灰色的护波堤,它们像巨蟹的两支大蟹把一片海域揽入怀中,三座码头以不可一世的雄姿傲然地排列在大连湾西南岸。
  俄国人用清政府的战争赔款,用世界最廉价的劳动力,用最原始的轱轳马子,在大连湾修建了一个朝思暮想的码头。
  千千万万的海南丢用汗水和生命筑起了一个新的码头。
  旅顺口隆隆的炮声传到大连码头,海南丢们惶惶然,四处打探,方知“小鼻子”要夺回旅顺口,和“大鼻子”开战了。海南丢们怀揣工钱逃命般坐上风船回到海南家。
  一年有余,传闻小鼻子赶走了大鼻子,大连街成了日本人的天下,见过世面的海南丢们不顾亲人的劝阻纷纷来到大连街,看到日本人开了不少工厂、店铺,人流像初春的野草纷纷拱出地面,车船来来往往,工头四处招揽苦力到码头卸货,干一天两三毛钱。
  海南丢们在离码头不远的刘家茔找到住处,有船到码头,工头立即来到刘家茔招人卸货,庄稼汉子们便能挣到钱。半年后,当闯关东的海南丢把钱邮回山东家,立即招来乡亲们的羡慕。在青泥洼哈腰就能捡到钱的信儿像长了飞翅立马传遍十里八乡,庄稼汉子们再也收不住心,纷纷结伴闯关东。
  庄稼汉子们站在码头上,船老大高喊:“上船吧!现如今大连湾太平了,日本人修码头、盖房子,缺老鼻子人了,只要舍得力气,保准你们饿不死,在家守着二亩薄地有什么出息?到了关东就算‘出洋’,出了洋,吃洋面、挣洋钱,再看看人家洋人过的啥日子,那才叫没白活一回!”
  船老大的话把庄稼汉子们牵到船上。木帆船驶进了一望无际的大洋,帆船像树叶被浪不停地抛起,瞬间又沉入谷底,庄稼汉子们害怕了。船老大安抚道:“放心,老天爷长眼,保佑咱!”
  经过四五天的颠簸,木帆船终于靠在北大汀。北大汀的芦苇丛子里钻出一辆马车,一个汉子高喊:“上车上车,一人一毛,俺能把你们送到吃饭的地方!”
  庄稼汉子们被马车拉到一个大院子里,车老板喊道:“掌柜的,又给你送来一伙人。”
  从屋里出来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马褂的先生,喊道:“大伙儿下车吧,亲不亲,家乡人,俺老家山东日照,比大伙儿早出来几年,花钱买地,盖了房子,圈了这个小车大院,远近的乡亲们才投到俺门下,大伙儿平日里用平板车拉货往海港送,你们想混饭吃,就帮着他们拉车。”
  一个乡亲见小车的大木轮外头包了一层铁皮,车架子是用木头方钉的,问道:“这一车能拉多少货?”
  穿马褂的先生说道:“这车顶多能装千数斤,一个人拉不动,还得要人拉帮套,大伙儿初来乍到,先帮着拉车挣个饭钱,等跟码头上的人混熟了,托人再挂个牌,每天能多挣俩。”
  穿马褂的先生派小伙计挑来一筐洋面卷子和一桶白菜炖粉条子,四五两的洋面卷子,大伙每人吃了三四个。一个乡亲叹道:“长这么大,头一回吃这么多饽饽,死了也值!等挣下钱,俺就把老婆孩子接过来,山东家,俺是再也不回了。”
  穿马褂的先生派人在寺儿沟南山铲平了一片山坡,依此当山墙,用木杆支起十几间窝棚,墙面用板皮钉起来,上面糊了一层泥巴,房盖用油毡纸、破铁皮盖上,他把房子租给不断涌来的乡亲们,每间窝棚一个月能收二三块洋钱的房租。

  日本政府为了掠夺中国东北的丰富资源,为了与其他列强抗衡,决定把大连港作为入侵中国东北的一块跳板,他们决定扩建大连港。由谁承担这个重任?日本内阁经过激烈的争论之后,后藤新平担任了满铁第一任总裁。
  经满铁理事犬冢信太郎竭力举荐,曾是下属的相生由太郎担任了大连埠头事务所所长。
  相生由太郎到任后,认为港口扩建和港口的运输,首先必须拥有大批的劳动力,为了不使劳动力流失,必须保证劳工得到稳定的收入和较安定的生活,他的码头直营案和筹建华工收容所的方案得到满铁总裁的认可,办事认真执著的相生由太郎由此也得满铁总裁的赏识。
  1909年10月,相生由太郎从码头事务所所长一职退下,设立了福昌公司,负责码头装卸。
  日本殖民当局大张旗鼓地扩建码头,招聘旅顺口的筑港技师来大连码头,他们在寺儿沟盖起了砖石结构的瓦房,除了自己居住,把剩余的房屋租给刚从山东来的乡亲。为了多收房租,一间屋子盘出两铺炕,半空还要打上“吊铺”, 寺儿沟一带成为劳工的栖身之地。
  相生由太郎由此受到启发,他详尽地了解了山东人的生活习惯和风俗,在距大连码头东南方向一公里处开始修建劳工村。
  相生由太郎想把在码头卸货的苦力都归拢到劳工村,便派人花言巧语地四处游说,在码头扛活的苦力纷纷住到红房子里。由于红房子的工头想方设法克扣工钱,几个月后,苦力们又扛着铺盖卷回到寺儿沟的窝棚,相生由太郎的劳工村又唱起了空城计。之后,寺儿沟闹鼠疫,死了不少人,码头贴出告示:为了防止瘟疫流传,凡是住在寺儿沟窝棚区的华工一律不准进码头卸货。
  为了能保住饭碗,华工们又搬回劳工村。相生由太郎为了让华工永远住在劳工村,联络了几个工头,在劳工村西头盖起四栋两层楼房,号称四方院,又从山东买来十几个穷人家的小姑娘,寺儿沟第一家妓院开张了。
  相生由太郎根据山东人大都是本宗本族住在一起,他把一栋房子视作一个村子,让华工头把同村的人笼络到一起。到1918年的秋天,南山坡下建有八十多栋红砖红瓦的红房子。
  相生由太郎遵照中国人的信仰和习俗,在劳工村中心位置建土地庙、戏台,还遵照中国人的习俗,在春节、仲秋节放假、进行祭祀,并请来戏班子唱上几出大戏。
  相生由太郎为了更好地控制华工,跟华工头子学汉语、学书法、学习《论语》,相生由太郎成为一个中国通,他还诱迫华工头捐款建造了天德寺、万灵塔,在山庄大门旁修建钟楼,他给华工村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碧山庄。
  相生由太郎了解了中国文化,便知晓了因果报应,他怕死在码头的阴魂找他清算血泪账,在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召白开盛大的盂兰圣会,带领全家和福昌公司所有的职员来到万灵塔前,为死去的华工祈祷、祭奠。
  福昌职员把在码头干活遇难的工人名字按籍贯分别写在纸上,用浸过桐油的硬纸折叠成数只大船,船舷上分别写着:山东、河北、河南、江苏、浙江、东京。把写上名字的纸叠好放在纸船里,把纸船放到海里,随口念道:“亡故的华工、日工坐船回家了!”
  相生由太郎惧怕华工把得到很少的劳银积攒下来买地盖房,有了较富足的生活后不来码头干活,如果这样下去,码头将失去许多熟练工人,他要想办法让华工永远地住在碧山庄,为他赚取大量的金钱,为了从根本上笼络住华工,他支持、默许有权势的工头在碧山庄周围开设二十多家酒馆、十三家妓院、七家大烟馆、十一处当铺,在碧山庄内外设十八盘赌局,他命令工头要让华工吃饱饭,只有吃饱了才能有劲干活,他命令工头按时发工钱,华工有了钱后,再吃、喝、嫖、赌、抽,他要永远地按自己的意愿驱使这些华工。
  相生由太郎想得很周全,他在山庄东北角圈起一个小院,院里住的全是各窝棚的工头,这些工头在山东家有老婆孩子,搜刮了钱便从妓院买一个女孩子当小老婆。华工称此院为“老鳖窝”。
  中国人把碧山庄叫做红房子大院,大院的寺庙里有一个钟楼,日本道士每天早晨4点钟用木棒敲击铜钟。高悬的铜钟像乡村的公鸡,唤醒因劳累而沉睡的男人,在工头的吆喝声中,这些汉子吃几个洋面卷子,像一群被放牧的牲口被工头赶到码头。
  相生由太郎把房子租给工头,按面积收取房租,承租的工头找识字的亲戚当管事,也叫账房先生,工头再找几个精神头足:能干活的把式当二头,让他们领着人到码头干活。
  在码头干活按吨数计价,干完活工头和红房子的账房先生算账,先生到福昌领钱,扣下房钱、饭钱、衣服钱再发给工人。工头、二头、账房先生不拿房钱和饭钱,他们的工钱也从工人的工钱中扣,叫做抽份子。
  相生由太郎为了肥水不外流,在红房子大院建了一个配给店,名曰:三合盛。三合盛专门供给各窝棚的粮食和其他用品,福昌按人头配给各窝棚粮食,工头多报人数,吃“虚名”,把剩下来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卖。
  福昌公司还开了一间大烟馆,名曰:三合楼。工人拿到的工钱里有盖上印章的纸片,每张纸片相当于两毛钱,拿着纸片可以到三合楼抽大烟、吸白面。
  相生由太郎为了掌控华工,对常年出工的华工给予奖励,奖品就是一个大烟泡或掺上水的酒精,对忠于日本人的“技术大拿”也给予一定的奖金,以保证装卸重大物件时的安全。
  虽然小衙门贴出告示不准聚赌,但红房子大院里的十八盘赌局,每到发工钱和年节假日全部明目张胆地开张,各窝棚好赌的汉子们主要是推牌九、掷骰子、看纸牌,赢钱的大都是工头和地痞恶棍,输钱的大都是老实巴交的华工,当他们输掉用一年血汗挣来的十几块钱后,绝望之极便到天德寺后面的山坡上吊自杀。为此,福昌公司怕有损碧山庄为关东州八大美景之一的声誉,把大树的所有枝杈全部砍光。
  1932年5月,日本政府在“新京”(长春)组建了“伪满洲国”后,加快了对中国东北资源的掠夺,在东北建工厂、开矿山,随之到港的船舶日益增多,装卸量剧增,劳动力明显不足,相生由太郎号召工头到各自的家乡招收劳工,他要扩大、稳定码头的装卸业务。
  招工有两部分,福昌安排工头回家招工,并允诺有安家费,但工头都私吞了这些钱,有的工头自己回老家招亲戚、乡亲,福昌发给车船票钱。
  工头得到相生由太郎的好处费,回到各自的家乡,鼓起三寸不烂之舌,向自己的亲戚、邻居叙说着与庄稼人截然不同的新生活:“在码头干活住洋楼、吃洋面饽饽,只要不偷奸耍滑,日本人保管你们吃香喝辣的,月月还能剩下十几块钱。”
大批的山东人跟随着老乡来到大连码头,展现在他们面前的确实是红砖红瓦的红房子,几十栋红房子整齐地排列在南山坡下,每栋房子都有一个大厨房,屋里南北各有一铺大炕。每栋房子就是一个乡村,他们同吃一锅饭,同睡一铺炕,干一样的活儿。
  相生由太郎两手空空来到大连,经过十多年的发展拥有数百万元的资产,不仅垄断了码头的装卸业务,同时还经营货物委托、土木建筑、窑业、采石业、农园等,势力之大前所未有。福昌公司每年的利润在五十万日元左右,码头的常住华工从当初的八千人上升到一万六千人,闲散时期还有九千多华工从事其他业务,相生由太郎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首富,福昌公司也成为东北财界的重镇。

  十里港区,每天散布着上万名华工。干煤牌的装卸工挑起磨盘似的大筐,把二百余斤的煤倒进船舱里,一艘艘“丸”字号的铁船把东北的“黑金”运到资源贫乏的岛国,日本无法消费滚滚而来的煤炭,把一船船煤炭倾倒在浅滩上,一片黑色的海岸究竟吞噬了中国多少煤炭资源!
  干车牌的装卸工排列在铁壳长龙里,把装满黄豆的麻袋包从车上卸下来,马车、人力车如数不清的长龙把麻袋包运到日本人开设的榨油厂里。马达飞转,机器轰鸣,输油管流淌出黄灿灿的豆油装到货轮上,轮船承载的滚滚财源流进了日本资本家的口袋。
  干船牌的装卸工,把从日本国内运来的线毯、洋布、胶鞋、罐头、啤酒从舱内扛到仓库,又把仓库里的茶叶、蛋清、蛋黄和中国的文物宝贝扛进舱里,日本国内生产的轻工、民用产品散布在中国的市场,又有多少中国落后古朴的小作坊被现代化的绞龙撕碎,落后的民族手工业终要究败在先进的工业大生产中。
  卯子工,像一群散落在港区的缝补工,他们清扫洒落在道路或舱底的粮食,他们缝补着破损的粮包,他们随时被工头调遣到急需人力的码头,充当拾遗补缺的小角色。
  一批一批海南丢跟随着老乡来到大连,他们确实住在洋楼里,洋楼里有山东家的大炕,炕上能睡二三十号人,每天清晨,大钟像公鸡一样叫醒他们,他们不能像在海南家一样多躺一会儿、多赖一会被窝儿,他们必需爬起来到伙房拿几个面卷子赶到码头。码头上,他们见到了火车、轮船,见到了红头发、蓝眼睛的洋人,见到了各式各样的货物,见到了庄稼园见不到的光景。
  红房子是客栈,供海南丢暂且栖身。码头是海南丢人生的一个落脚点,近百年来,究竟有多少人在码头货场上洒下汗水,恐怕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九一八事变。强盗的铁蹄三个月便踏遍东三省的沃土。芦沟桥事变,彻底击碎了国人想用和平手段挽救中国命运的梦想。
  日本关东军为了扑灭中国抗日的烽火,从国内运送的大批军用物资堆积在码头,大连港成为关东军运送军用物资的周转站,码头需要大批的人力从事装卸,原来只能居住万余人的红房子打起二层铺,最高容量达三万人。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确保港口运输畅通无阻,逼迫相生由太郎把华工部转交给满铁。
  红房子换了主人,红房子周围砌上围墙,为了防止码头工人罢工,日本殖民当局组成警、宪、特三合一的防御势力,对码头工人进行严厉而残酷的统治。住在红房子里的华工像罪人一样失去自由,从迈出红房子大门的那一刻起,洋镐把便像身后的影子不离左右,货场上随处可见日本宪兵端着三八大盖枪到处巡逻,日本监视和亲日的华工头子拎着洋镐把监视着每一个华工,码头的空气里隐藏着令人可怖的气氛。
  刚下船的人如果随口说自己是中国人,日本人会抡起洋刀刺向他的胸脯。在这片被清政府抛弃的土地上,日本人是头等人,朝鲜人是二等人,满族人是三等人,海南丢则是滞留民。日本人不批地皮给海南丢盖房子,不让海南丢的孩子上高等学堂,出去找活干,要有保人,还要交给人头税。
  战争是一部绞肉机,它吞噬着双方士兵的生命。战争又是一个大火炉,它燃烧着金钱和物质,广袤的东北大地成为日本关东军的军需库,粮食、矿产、甚至贫民百姓家仅有的铁器,被统统投进战争的火炉里。
  东北的百姓、大连的百姓被饥饿逼到悬崖上,三合盛供应红房子各窝棚伙房的混合面粉中掺上了劣质苞米面,继而是用苞米骨子、苞米秸和散落在地的散粮磨成的“兴亚粉”,然而,这样的兴亚粉只供给红房子,供给市民的是橡子面掺滑石粉,每人每月可得到十斤。
  红房子的伙夫为了增加食物的重量,把豆腐渣掺进兴亚粉里。饥饿和瘟疫是孪生兄弟,一场浩大的瘟疫夺去了无数生命,寺儿沟南山坡下新坟摞旧坟,有限的土地无法容下逝者的肉体,几条一米多深的沟壑里摆放了无数尸体,多少庄稼汉子带着憧憬新生活的梦想,永远沉睡在泥土中。
  红房子的土地庙前,海南丢们点燃了纸钱,他们朝万灵塔磕了三个头,他们把纸船放入大海,让故去的亲戚兄弟坐纸船回海南家。
  直到1945年,战争狂人跳进自己掘好的墓穴,大连湾也从痛苦的深渊中扬起头。
  这些从山东、从河北、从上海流落到码头的汉子们,脸上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他们再也不用被工头从铁丝网、围墙筑成的红房子大院里像牲口一样驱赶到码头,他们再不用每天顶着星星、伴着月亮,像负着重物的驴子背着二百多斤的粮包,他们再也不必害怕日本人的洋镐把砸在身上,他们再也听不到工头、日本监工如狼似虎的吼叫。
  海南丢们原本都是农民,他们纯朴善良,有着农民坚韧、顽强的吃苦精神,他们如任劳任怨的黄牛驮负着生活的重担,他们是筑港不可或缺的主力军,他们是维系港口正常运作的纽带。
  日本投降后,韩光同志受东北局的委派来到大连,指示中共党员发动工人阶级、组建工会,做好抢形势、搭“架子”的准备工作。中共党员来到红房子大院,经过查实、揭露,清除了十几个混在工人当中的地痞流氓,组织码头工人生产自救,启发大家揭发黑心工头剥削工人的罪行,成立工会,号召工人不赌钱、不打仗、不喝酒。
  工会为了保证不饿死一个人,在码头没活干时,组织捕捞队,到东海头赶海、捞海蜇,到东山坡开荒种地,纳鞋底,组织工会骨干清除各窝棚的赌场。工会制服了红房子里山东帮、河北帮、上海帮的闹事者,清除了在红房子横行霸道的“十三太保”。
  工会代表为了解决工人的生活困难,与苏联港长多次商讨,从装卸工人中抽调一千多人到苏联远东金矿做工,又组织装卸工人到铁路沿线进行装卸,参加旅顺中路的修建,把想回家的四百多名装卸工人送回山东,让胶东区党组织妥善安排,把一部分有觉悟有文化的年轻工人组织起来,送到警察总局当了警员。工会代表经过半年的努力工作,终于稳定了红房子大院的形势。
  为了加强中苏友谊港的建设,码头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苏方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决定把一千八百名装卸工,由临时工性质改为固定工人,分配到四个码头,港铁工会和港湾工会合并成海港工会。当时装卸工人代表提出废除进港搜身制度,苏方港长不同意,认为有的工人从港内偷拿粮食,搜身制度必须继续执行。此举,对装卸工人精神打击很大,码头工人说:解放了,我们的头抬起来了,但腰没直起来。
  大连港交给中方管理后,港长毛达恂同意工人代表的请求,废除进港搜身制度,同时组织有觉悟的老工人帮助教育落后的工人,宣传不拿国家一粒粮,当好海港的主人公。此举,从根本上保护了码头工人的人格与尊严,激发了码头工人爱国爱港的激情,作为回报,在装卸生产中,码头工人弯大腰流大汗,用最原始的体力劳动创造了装卸史上的世界纪录。
  毛达恂港长在全港职工代表大会上宣布了党委的决定:把原华工收容所的红房子全部拆除,只留下二栋作为阶级教育所用,给单身工人建造一个生活设施齐全、高水平的“工人之家”’,四个人一间宿舍,每人—张钢丝床,让辛苦工作了一天的工人下班后,能有一个舒服的环境休息、娱乐,再根据工人们的饮食习惯,建几个不同风味的小食堂,下班后,从里到外换上单位发的服装,要让工人真正过上主人翁的生活。
  毛港长的讲话博得工人代表热烈的掌声。
  代表们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消息向全港职工做了传达。整个港区沸腾了,码头工人焕发了冲天的干劲。
  装卸工人从码头雇工到国家的主人,在精神上得到鼓舞和认可,在生活上得到一定的改善,在昔日肩扛人搬的装卸作业中,码头工人用汗水和力气创造了一个个世界记录。
  在十年动乱中,尽管有许多厂矿停工停产,大批干部被批斗、打倒,而大连港的运输生产依然艰难地在运作,这其中码头工人付出的艰辛是无法想象的。一个老码头工人不顾自身的性命,用身体拦截批斗“走资派”汽车,他们不怕戴上“反革命分子”的大帽子,多次半夜给受伤住院的“走资派”送食物。他们都是山东人,他们用朴实真诚的情感关心爱护受到磨难的老干部,为他们送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真情。
  上世纪50年代末,码头老工人退休后,又一批山东汉子来到大连港,王建佳是众多码头工人的代表,他从小受尽苦难,为了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为了这片港湾,他流了比自身体重还多的汗水,为了这片港湾,他把自己的父爱、情爱统统化作用不尽的力气,为了这片港湾,他累弯了腰,得了脊髓空洞症,他不顾领导和工友多次劝阻继续在现场工作,即使在盛夏酷暑,王建佳也要穿上棉被心,让工友把两片铁皮绑在前胸和后背。王建佳为了这片港湾,用孱弱、佝偻的身躯与同伴支撑起一面大旗──老码头精神。,
  老码头把大连港视为自己心中的图腾,他们知道大连港回到中国的怀抱是多么不易!他们把海港看成自己的生命,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呵护她、爱护她,他们用自己的血和汗为后人留下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老码头精神。
  老码头像一群纯洁天真的孩子不被世俗的名利所诱惑,他们用别人难以理解的行动奋战在装卸现场,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干完调度配给的任务,班长立即跑到调度室申请下一阶段的工作。老工人拉住吊车的钩头不松手,装卸班之间经常为多干一点儿活“吵嘴打架“,他们多卸一吨货会多得几元钱吗?不!七十年代只有工资,无论干得再多也没有一分钱的奖金。在有些人看来是多么不可思议!走进老码头的内心世界,他们竟回答的那么朴实:多亏了共产党!要不……我们这把老骨头早就扔在炮台山上,干活没有累死的,有活没干完心里才不踏实,活着才不自在。
  这就是老码头的心声!老码头精神养育了一代人。老码头用他们特有的纯朴与无私,为大连港的发展献做出巨大的贡献,他们的汗水和心血为大连港树起一面光辉的旗帜──老码头精神。
  老码头具有中华民族最优秀也是最基本的品德──知恩图报,他们只知道用自己的汗水、用自己的力气、用自己的真情来回报大连港,只有在这片多灾多难的港湾才能孕育出这种精神,老码头精神是大连港企业文化的精髓,老码头精神也是大连港独具特色的一面光辉旗帜。
  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刷掉许许多多中华民族优良的民风,而老码头精神却像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中华大地上。
  百年的码头将成为工业遗产供人凭吊,大连港的装卸工也将成为历史的记忆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而老码头精神却是一面永远不倒的旗帜,高高地飘扬在今天的新港区。

  2007年随着电视剧《闯关东》的热播,随之带来一股强大的闯关东的文化现象探讨和历史学、移民学、经济学的研究课题。当年的闯关东者所过之处,胶东文化和当地文化的交汇融合也备加令人瞩目。
  海南丢是一个群像,而凸现个体者的家族辗转史却会使其鲜活饱满。
  笔者为了创作《大连湾百年风云》,三年间采访过百余人次,其中大部分是名副其实的海南丢。我父亲的邻居今年八旬有余,祖上久居山东文登。她的父辈就是第一二代的闯关东者。她的记忆里还装着她们一家当年在大连原汁原味的生活。像这样的老人在大连也不多了,他们在诉说、在流泪,记录者的手在抖,心在颤。
  我父亲的这位老邻居乳名叫仙儿,和电视剧《闯关东》的有一手好功夫的女主角仙儿同名。命运也一样充满悲欢坎坷。
  好多次,我就坐在这位老人家的门槛上,跟她一句一句地唠嗑,听听记记,我想,或许我就是在抢救一份海南丢的民间记忆呢。
  她的父亲新婚不久便跟随亲戚“闯崴子”(海参崴),她的小脚母亲伺候完公婆便扛着锄头上山下地。她的父亲每隔三四年才回家,母亲在21岁时才怀孕,由于推碾子小产,婆婆仍旧命令她干活,仙儿的母亲由此坐下病。她的远房舅舅见表妹病入膏肓,便劝道:“去找你男人吧!要不然就死在你婆婆手里了。”
  仙儿母亲跟表哥偷跑到海参崴后,丈夫买了一贴吉林老中医的膏药,贴上后下身不再流血,一个多月后,找到一个白俄医生看病,说是有喜了。
  仙儿的母亲30岁时再次怀孕。腊月二十八日,仙儿的母亲肚子疼,让丈夫去找大夫,丈夫出门后,大半天没回来,她想去找丈夫,可海参崴的冬天滴水成冰,她怕冻死在路上,肚子疼了,手抓着门框、脚蹬着地、下身流血不止。仙儿的母亲长年生病后怀孕,体质极差,胎儿很小,只觉得下身有一个湿乎乎的肉团顺着裤裆滑下来。
  民国十八年(1929年)的寒冬,仙儿降生在海参崴。
  天将黑时,当仙儿的父亲同一位日本大夫进到家门,只见地上一滩血不见人,朝炕角一看,见破棉被不停地颤动,忙点炉子烧水,日本大夫清洗完婴儿,又处置婴儿的肚脐和产妇的下身。这时她母亲已经昏死过去,日本大夫跑回诊所取来药剂,忙给产妇注射。天亮时,仙儿的母亲才恢复知觉。
  听日本大夫说,凡是在海参崴出生的孩子,不管爹妈是哪国人,都不准孩子离开海参崴,仙儿的父亲害怕了,在仙儿一周岁时全家回到山东。
  父亲是见过世面的人,他无法长久地呆在山东家,见妻子又生了一个女儿,愤然地同亲戚来到大连,他们住在红房子里,成了码头“扛大扛”的苦力。
  母亲带着两个女儿在家伺弄二亩地,她见不到丈夫的人影,更见不到丈夫往家捎钱。公婆死了,卖了地葬了公婆,领着两个女儿挖野菜、讨饭。
  山东贫瘠的土地被日本人的飞机炸成蜂窝状,家家户户四处躲藏,到处流浪。仙儿的表舅捎来口信,说是她爹病得不行了,仙儿的母亲四处借钱、领着两个女儿来到大连。
  表舅们精明能干,在大连支起卖肉摊、包子铺,他们凑钱帮仙儿的母亲买来锅碗瓢盆,并带着仙儿母女来到新开大街商会办的慈善医院。
  在那里她看到一个骨瘦如柴、衣不遮体的老头儿,她不相信这就是自己的爹,仙儿的娘更认不出丈夫。
  “她娘啊!俺是捡了条命,红房子里闹瘟疫,俺睡的那铺炕,二三十号人都得了伤寒,一天拖出去好几个,俺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
  仙儿的父母带着大伙儿凑的钱来到寺儿沟,租了间窝棚住下来。
  窝棚是德盛鞋铺掌柜家的,十几间窝棚用火车厢的旧木板间隔起来,房盖是铁皮和油毡纸搭成的,住在仙儿家隔壁的是一对朝鲜夫妇,他们家的门隔三差五被小衙门的巡捕砸得嗵嗵直响,吓得仙儿和妹妹拱在母亲的怀里,问道:“娘,小衙门到他家干什么?”
  娘说:“这对高丽棒子卖‘白面’,小衙门要抓他们。”
  仙儿不明白,卖白面还犯法吗?她要看一看,朝鲜人卖的是什么白面,她看到朝鲜人家的墙上有一个小圆洞,一个背着竹笼子的叫化子把两毛钱递进洞里,喊一声:“要两毛钱的白面!”
  她趴在玻璃窗上,看见朝鲜男人从桶里舀出一勺“白面”,用骨质的刮板在小勺上一抹,包在纸里。这么点的“白面”为什么能值两毛钱?洋面一斤才值五六分钱,苞米面才二分钱一斤,她要看一看这个男人买“白面”干什么用。
  只见男人把烟卷的一头撕开,把白面倒进烟卷里,重新卷好再抽,还有一个男人把白面倒在锡纸上,把烟盒做成嗽叭状,把鼻孔对准嗽叭口,锡纸放在火堆上烤。
看着看着,心惊胆战,两毛钱的“白面”转眼间就抽没了。男人一天能挣多少钱?又能糟蹋多少钱?,
  仙儿的爹在家养病,仙儿的娘领着两个闺女不是要饭就是上山挖野菜、撸树叶子。
  一个邻居说:“民校放假了,万字会(商会)在学校搭了粥棚,你们到那儿找管事先生说一声,让他开张票,你们全家到粥棚也能吃上饱饭。”
  娘让两个女儿赶紧到学校,粥棚的管事先生并没有开票,而是跟着姐俩来到家,亲眼见家里只有一个小铺盖卷和一个炉子、两个碗才开出票,对仙儿的母亲说:“天晌午的时候,拿这张票到粥棚,先给孩子们领下棉袄,吃饭的事儿不用愁,保管饿不死你们。”
  仙儿拎着小铁桶领着妹妹来到学校,见操场上搭着几个席棚,每个席棚下都有两口大锅,锅里熬着浓稠的小米粥,一个头戴瓜皮帽、身穿棉袍、外罩马甲的老先生拎着文明棍在各席棚间溜达,不时地举起文明棍说道:“这锅粥怎么稀些?”
  管勺的忙应道:“掌柜的,都怪我,这锅多倒了两瓢水,俺下回一定改。”
  一群孩子坐在教室里,天晌午的时候,听见一阵钟响,随即有人高喊:“放饭啦!拿好票,排好队,管饱,甭挤!”
  仙儿和妹妹排在队伍的末尾,每人从大筐里拿起一个黑瓷碗,走到灶台前,一个先生拿着印章在牛皮纸上按了一下,掌勺的师傅抡起大铁勺从锅里舀出一勺粘稠的小米粥扣进黑瓷碗里,从大盆里抓起一条罗卜咸菜放在粥上,随即喊道:“下一个!”
  孩子们端着黑瓷碗,一口咸菜一口粥,不一会儿便吃光。掌勺的师傅喊道:“没吃饱的过来添粥,咸菜一人一块,管吃不管添。”
  仙儿和妹妹吃饱了,拎着小铁桶走到掌勺师傅跟前,悄声说:“大爷,俺娘在家没饭吃,能不能再给俺两勺。”掌勺师傅从铁锅里舀出几勺小米粥倒进小铁桶里。
  仙儿和妹妹每人领了一件棉袄,棉袄的前胸和后背印着一个大大的“卍”字,先儿觉得刺眼,发棉袄的先生说:“闺女,别赚丑,这可是各商号掌柜凑钱做的,印上这个卍字,也是迫不得已,原先棉袄没印字,不少人领了棉袄送进当铺换钱抽大烟,商家再有钱,也架不住无底洞,所以才把棉袄印上字,有了这卍字,当铺不收,估衣铺不要,穿在穷人身上,暖在商家的心里。”
  棉袄的面是深海蓝色,里子是灰色,夏天,娘扒下棉絮,改成两件单衣让女儿穿。
  1935年山东大旱,不少地方棵粒无收,各家卖儿卖女、纷纷跑外,传闻大连街一袋40斤的白面才要两块洋钱,数十万贫困的海南丢坐上风船,经过五六天生与死的飘波,终于来到大连。
  寺儿沟的小车大院,住着专门为码头运货的拉车人,小车大院是海南丢栖身的起点,后来者沿着小车大院继续搭建各自栖身的窝棚。以姓氏命名的村落逐渐向东延伸,吕家屯、王家屯、胡家屯……各地的乡民通过熟人的引领,投奔到家乡人的门下。
  寺儿沟南山坡下的窝棚像不断膨胀的肿物,向周边漫延,闯关东的海南丢在大连挣了钱纷纷寄回山东老家,多年见不到钱的乡亲们似乎看到新的希望,他们踏着闯关东人的足迹,来到梦中的新家园。
  寺儿沟南山坡下又生出用树枝搭建的一片窝棚,南山的大树被砍光,南山的小树夭折在襁褓中,南山成为一片不毛之地,南山北坡则是海南丢永久酣睡的家园。
  寺儿沟成了穷苦人集聚的场园。
  红房子的窝棚里也住满了新来的海南丢。
  爹身子骨见强,又到码头扛豆包,干了几天,觉得顶不住。娘劝道:“你死心眼子,不能找点轻快活干!”
  爹说:“在车牌干活累,但工钱多,在船牌干活可以偷懒磨洋工,可工钱少,船牌的工头还打人,专门欺负新来的,咱没力气,只能干卯子工,一天顶多能挣两三毛钱,闺女不能白养,码头上招人补麻袋,每天一毛钱,让仙儿去吧!”
  11岁仙儿来到码头广场上,海边的风呼呼直刮,两只手起了冻疮,用破布缠在手背上继续补麻袋,早晨拿的橡子面窝头冻成冰垛,晌午啃一口掉冰渣,补得多一天才能挣一毛钱。晌午往码头送饭的二师傅筐里剩有混合面的卷子,和几个小姑娘跑过去抢,隔三差五能吃顿饱饭。
  15岁的仙儿细眉凤眼,窈窕身材。她娘也经常为自己的后半生打算,既然自己没有儿子,就要给女儿找一个没有爹娘的女婿当儿子。
  娘领回来一个干瘦的男人,仙儿不中意,她哭过、闹过、跑过。娘骂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上辈子的女人都这样,你也脱不了。
  仙儿自从结婚后,再也不用到码头补麻袋,听爹说,八月十五红房子大院有唱大戏的,就和妹妹随着人流来到红房子大门口,大门外,有几个岁数大的女人拎着小筐坐在道边,拿着袜板和针线给在码头扛活的光棍补袜子,补一双破袜子能收两个铜板。
  平常日子,除了住在红房子大院里的人,外人不准进,但逢年过节,红房子大院变成乡村的大集市,小商小贩像潮水一样涌进大院,一些孩子乘机跑到伙房讨要剩饭剩菜,女人们结伴来看戏。
  逢年过节,寺儿沟路两旁的铺子都张挂着崭新的幌子,路边隔三岔五的煎饼铺子里冒着热气,从汐见町(春华街)到千代田广场(二七广场),路两旁也密密麻麻排满了卖杂货的小货摊。
  街上的行人有身穿长袍马褂的先生,有穿黑粗布长袍、大裆棉裤的庄稼人,有穿细布短裤褂的买卖人,也有身穿破衣烂衫的叫化子。估衣铺前,伙计甩着高腔唱道:“婶子快来瞧一瞧,这洋布裤子一块五,又好看又结实,你穿着不合适,咱是保退又保换!”
  1945年,小日本投降后,政府动员住窝棚的贫民搬到日本人住的洋楼,仙儿和母亲搬到胜利桥旁原日本人的家属宿舍。
  仙儿的父亲长年在海参崴船上干活,俄国话说的很好,苏军进驻大连港后,他担任翻译,并随苏军到旅顺,苏军撤退后,父亲回到大连港,在仓库担任理货员。
  仙儿的故事似乎和海港有些远。
  但在大连有一种说法,个家庭就有一个人和大连港有关。
  我相信这种说法。史料上记载,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九成来大连的山东人都到了大连港。他们的记忆充满了心酸和血泪。
  上世纪50年代的全国英模、人大代表王玉吉,从小给富家放牛,祖父因牙病无钱医治而亡,祖母被日寇烧死。他小小年纪便从山东逃荒来大连,在日本人码头当苦力。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了码头主人,发明了“一锤三斤粮”作业法,成了全国劳模和人大代表。他人生最难忘的事情先后十几次见到毛主席,七次和他来人家握手。1961年困难时期,主席还把别人送的苹果分给他们这些新中国的主人。。。。
  山东人闯关东来大连的另一个集中时期,是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又有上千名山东人来到大连港,这一批老一辈码头工人为港口的发展建设留下了自豪的汗水。全国劳模王建佳就是其中的代表。
  我上世纪70年代到港口工作,父辈也是闯关东来大连的。在大连港,有好多几代人都在码头工作的。我认识有一个祖孙四代都在码头工作的家庭。这家人姓王。
  1923年,曾祖父离开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孩子,漂洋过海来到大连,在码头福昌公司做木匠,“把头”时常不分青红皂白就对工人鞭打脚踢,许多人没捱多久便不干了,曾祖父一直咬牙挺着,在码头干了几年后,他终于有了积蓄,一家四口在潮湿的“红房子”相聚了。但好景不长,由于长年劳作,曾祖父不行染上伤寒过世。17岁的大儿子和14岁的二儿子自此挑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新中国成立后,苦难的日子熬到了头,王家人离开了红房子,搬进宽敞明亮的二层日本房。1965年,年轻力壮的第三代人,从水运专科学校毕业,当上了港口装卸工人。他逐步成长为优秀的港口卫士,80年代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和优秀共产党员。一家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后代们用幸福和欢乐褪去了保留在老人心里苦涩的记忆。
  2000年,王家人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欧式楼房。祖母坐在松软舒适的布艺沙发上,流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告诉孙女,她多么想曾祖父和曾祖母也看到这一天。而如今,王家第四代人也在港口工作,在她的宣传岗位上,用自己手中的笔一点一滴记录着港口日新月异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