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参加大连“抗日放火团”
作者: 来源: 添加日期:13-11-13

 


我父亲参加大连“抗日放火团”

■文:邹显容
■整理:许辉
我的母亲包玉侠,山东福山人。1936年春成为大连 “抗日放火团”的一名交通员。1940年7月于大连黑石礁的家里与父亲一起被日寇逮捕,194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日本投降时被苏联红军解救出狱。建国后,被政府安排到大连被服厂(现碧海集团)当工人,先后当选辽宁省和大连市人民代表。1972年退休,2011年5月10日因病去世,享年98岁。
母亲在世时,常和我讲起父亲邹立升在大连参加“抗日放火团”的活动情况。
1934年初,为了谋生,父亲带母亲和我“闯关东”到大连。在大连港码头当临时苦力,住在“红房子”里。后来经朋友、曾在山东军阀刘珍年部队21师司令部参谋处工作过的王延东介绍,结识了旅顺地区“抗日放火团”负责人李寿山。在李寿山的帮助和影响下,父亲懂得了“要救中国,靠军阀不行,靠国民政府也没有指望,只有组织群众起来共同抗日才有出路”的道理。经李寿山介绍,父亲加入了大连地区“抗日放火团”,并接受了李寿山对他的秘密培训,学习和掌握了放火、制造发火药等技术,学习“发展组织”等活动方法。他是该组织在大连地区发展的第一人。时间是1934年8月。
母亲说,为了帮助父亲学会制作化学放火火药,李寿山让他先到医院寻找些装急救水的小瓶、氯酸钾、硫酸、鞋油、砂糖和香皂盒等,然后他俩再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进行火药试验。母亲说到这里时,我也想起了当年的一些情景:当时我家住在过去市政府右侧一条街上,前头是日本一家批发酱油、黄咸菜和小银鱼的中林商店,后面有一幢中国大杂院,我们住在大院的3楼。一天,我家轰地一声起火了,父亲从屋里跑出来,脸漆黑,眼眉和头发也烧去了一些,邻居大人小孩都跑来看。父亲说,没事了,刚才是汽油炉子着火了,现在灭了。母亲说这是父亲第一次试验化学放火。最后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做成了一块像香皂大小的发火药。
1935年5月,父亲以同乡关系,将在满洲油漆株式会社(今大连油漆厂)当搪瓷工人的高绪慎发展为放火团成员。同年6月,高绪慎又发展了他的磕头兄弟、大连港码头满铁用度器材仓库当临时工的孙玉成为隐蔽在码头内的放火团成员。6月25日,高绪慎成功地在油漆株式会社放了大连“抗日放火团”第一把火。这次放火,虽然敌人损失不大,但影响较大,鼓舞了群众抗日热情。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父亲以打卯子工为职业掩护,很快建立了秘密放火点线组织系统。1935年11月,父亲被任命为大连国际情报组领导人。国际情报组上海指挥中心为了加强大连地区的放火工作,先后又调赵国文、秋世显到大连任地区领导人。1936年冬,父亲让高绪慎介绍他到油漆株式会社做临时工,工作半个月,选准放火目标,在1936年最后一天,将火药放在第一车间油桶的隐蔽处,第二天,即是1937年1月1日,油漆株式会社上空黑烟弥漫,烈火夹杂着刺鼻的油漆味,吞噬着厂房,最后34间厂房一间接一接地倒塌,敌人损失6万日元以上。
父亲又发展了西岗天主教堂的洪德锡为大连国际情报组成员,李泽民、张玉江为外围人员;洪德锡又发展北京街基督教会的孙文凯为成员。这时,黄振林由天津来连,在黄振林的领导下,将大连国际情报组划为赵国文、秋世显、邹立升三个情报小组。母亲说,在父亲的影响和支持下,由领导批准,她在1936年春也参加了大连国际情报组,任交通员,负责大连——奉天——天津地区传达指令、携带药品和经费等工作。这时大连国际情报组的主要成员有黄振先、王有佐、高绪慎、洪德锡、包玉侠、王金泰、李化钧、于守安、孙文凯、陆炳义、吴成江、陈根茂等人。
母亲说,一次,父亲用碎银子托人打了一只银戒指送给她,上面刻着四个字:舍妻救国。母亲问他何意?他说他要去天津工作,作个纪念。后来,母亲知道了父亲去天津的原因。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我国内地,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兵力源源不断地向北京、天津集聚,北京和天津成为日军进攻我国内地的军需物资供给基地。为此,上海“抗日放火团”指挥机关决定在北京、天津等地发展“抗日放火团”组织,破坏日军供给基地,切断敌人的军事补给线以牵制入侵之敌。
父亲到天津后,仍以打卯子工为职业掩护,首先选择了大王庄陆军仓库为放火目标。他一面熟悉环境,一面物色人员,发展组织。1939年5月,他将大王庄陆军仓库6号库点燃,烧掉了刚从火车上卸下的大批军用被服,使日军损失130万日元。同年10月,他又抓住时机,烧掉了天津陆军酒保仓库,烧毁的罐头、饼干等食品价值50万日元以上。
  1939年11月,日军为供应长江以北侵华部队,在丰台设立作战物资集结地。父亲奉命赶往丰台担任“抗日放火团”领导工作。他很快发展了丰台日陆军仓库的苦力高泽山和周洪启两个成员,一面对他们进行训练,一面选择时机。他自己也潜入到日军斋藤部队第十二厩舍当上了马夫,准备将该厩舍烧掉。在这时,因总交通员黄振林调到大连另有重任,他奉命接替黄的工作当交通员。于是,他与黄振林一道返回大连。
父亲回大连后,和秋世显、赵国文、黄振林一起,迅速加强组织建设,父亲作为骨干主要做组织发展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下,大连地区“抗日放火团”又发展了一些成员,并制定了“敌变我亦变”的方针,针锋相对和敌人斗争。
后来,我看了资料了解到,大连抗日放火团又称“国际情报组”,是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以放火爆破为主要手段的抗日团体。大连抗日放火团1934年夏建立,主要活动是烧毁日本军需物资,活动重点在码头。在“福昌公司”做苦力的于守安最为活跃,他1935年加入“放火团”。1938年6月,他在码头4个仓库放火,大火烧了3天3夜。他先后在码头放火10多次,烧毁包括2架军用飞机在内的大批日本军用物资。大连抗日放火团从1935年6月开始放火,到1940年6月被日本当局破坏为止,共放火57次,给日本侵略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2000多万日元。
1940年7月3日,父亲和母亲被敌人逮捕。1942年3月15日,父亲被敌人判处死刑。为实现入狱前的一项重大放火计划,他不顾受酷刑的重伤身体,于1942年8月12日深夜同难友周明霄一起,从大连岭前监狱成功越狱,躲藏在大连西岗刘桂林老师家中。不幸在日本警、宪、特追捕中,又遭第二次逮捕。敌人深恐他再逃,打断了他的双腿。同年9月,父亲与他的战友们被转送到旅顺监狱关押,12月9日到10日先后被杀害。行刑的前一天,国际情报组指挥中心总负责人姬守先向父亲和黄振先等战友发出动员令,他说:“我们要向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到最后,刽子手屠杀我们的日期已经不远了,我们决不怕。”“我们的牺牲是正义的,会有人给我们报仇的!”他领导难友砸监室门窗,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团结一致坚决对敌斗争!”父亲等人立即响应,他们高唱姬守先在狱中编写的抗日歌曲,打碎了监狱房的玻璃,掀了地板,砸破了便桶。这时,姬守先写下的诗篇在难友中广为传诵:
“国破家亡,民族恨不共戴天。起来,反抗巨浪,革命狂澜。武装工农几百万,抵住强敌五六年。要生存不怕斗争久,决死战。身入狱,志愈坚,头可断,志不转。看敌气馁,进退两难。铁血冲开自由路,奋勇打破胜利关。建设起中华苏维埃,死无憾。”
“志士从容入狱中,身心使铁气如虹。农工革命成功日,万里江山一色红。”
面对此情景,日寇手足无措,只好残忍地把他们捆绑起来,又堵上了嘴。当解押到绞刑场时,赴刑的人们临死不惧,面不改色,从容就义。当时父亲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