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港第一任中国人港长—毛达恂
作者: 来源: 添加日期:15-03-03

 


大连港第一任中国人港长—毛达恂      
             
              文/毛步高
              口述/王伟
              整理/许辉
               (一)
 
       1949年12月6日,新中国才成立两个月,开国领袖毛泽东就风尘仆仆赶赴苏联。在进行了历时近两个月的艰苦谈判后,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废除旧约章,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一系列协定。其中的《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规定:必须处理大连港问题,大连港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接收,并在1950年内完成。之前的1945年,苏联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苏联无偿租借大连港30年。
        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大连港的接收工作,将这一重任交给了大连市市长毛达恂。
        毛达恂1906年出生在湖南省长沙县五美山乡,小时候聪慧好学。由于徐特立的帮助,毛达恂1919年免试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5年任教于长沙楚怡小学,与谢觉哉、李维汉等人共事。在他们的影响帮助下,毛达恂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达恂多次遇险,后在上海申新五厂打工,结识了田汉和陶行知,创办了工人子弟学校、工人业余学校,又在多所中学当教师,同时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毛达恂回到湖南,公开身份是中学教师,实际上先后担任中共长沙县委书记、长沙市委书记、湘宁中心县委书记、湘北特委书记。1941年8月,按照中共南方局的安排,毛达恂与妻子戈明到重庆红岩村集训。周恩来副主席与他们谈话,中共东南分局需要一对久经考验的做地下工作夫妇,到香港工作。毛达恂夫妇到香港不久,日本军队占领香港。1942年,毛达恂夫妇辗转来到上海,以富商的身份做掩护,设立新四军驻上海联络站,负责收集情报,购买军用物资运往新四军部队。新四军军长陈毅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时,特别提到毛达恂夫妇在敌占区排除千难万险,出色完成任务。1943年2月,应鄂豫皖边区的要求,毛达恂夫妇被调到武汉,表面上经营服装公司、医药医疗器械公司,结交各种敌伪关系,开展地下秘密工作。1946年11月,有着城市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经验的毛达恂,又被调往苏联军管下的大连市工作。先后担任市政区委书记兼市总工会组织部长、交通公司经理、大连市政府副市长、市长。
        1950年9月,时年46岁的毛达恂进入大连港,进行接管大连港的准备工作。毛达恂与苏方港长诺维可夫(苏联三级舰队少将指挥员、苏联科学院院士)第一次见面时就说:“上级派我来是学习港务管理的知识和经验,我要做您的小学生。”诺维可夫笑着说:“咱们一块儿工作,很快就会熟练”。苏方同志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毛达恂尽力设法帮助解决。苏方港长也很支持,接收工作进展顺利。
       毛达恂非常重视学习苏方治港的经验,他自己抓紧时间学习俄语。苏方港长主动协助,组织专人翻译苏方的有关资料、文件、报表等。开办各种业务、技术、管理训练班,请苏联专家讲课,制定包教包会合同。毛达恂与苏方研究决定,由中方干部担任正职,上岗锻炼,苏联同志担任副职,帮助处理业务,以便边学习、边移交、边接管。
       毛达恂对中方人员讲,搞好中苏关系,是做好接收工作的关键。交接工作要本着“交什么,接什么,交多少,接多少”的原则,要顾全大局,切不可在小事上纠缠。
        1950年12月31日下午,在海港大楼东门南面的三楼港长办公室,毛达恂与苏方代表诺维可夫分别在交接书上签了字。毛达恂正式就任大连港港长。这是大连港开港52年以来的第一任中国人港长。
        一直到1951年5月,苏联负责业务的副港长才离开大连,到这时,大连港的交接工作算是完成。
 
                         (二)
 
        时任大连港党委书记的王伟回忆说,毛达恂待人亲和、诚恳,没有官架子。他擅长社会活动,热心职工的教育和福利。在工作遇到困难,他总有办法解决。
       毛达恂担任大连港港长后,首先面临的是资金周转短缺的困难。他向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汇报,多方提建议。经批准,将苏联管理大连港五年期间积存的利润,用于恢复和发展生产。并批准大连港三年内免交利润,实行“以港养港”。这对大连港改善工人装卸作业条件,提高工人生活福利待遇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针对大连港人才匮乏,毛达恂求贤若渴,利用广泛的人脉为大连港引进人才。毛达恂挽留了大部分苏联专家继续留港工作。举办港口业务培训班,请苏联专家传授业务知识和经验。毛达恂从旅大市内设法抽调干部充实大连港。他还亲自去上海港,聘请了10多名技术干部来大连,以加强大连港的管理。还招收了一批具有大学、高中文化程度的社会青年到港工作。
        办教育是毛达恂终生热心的事业。为了提高全港干部职工的素质,1951年5月19日,他组织创办的大连港技术学校开学,从工人中选调了300人,进行会计、统计、医务护理等专业学习,是全国各港口最早最大的一所海港技校。毛达恂兼任校长,于绍文任教务主任,孙传仁任政治辅导主任。毛达恂从上海市聘请陆介青、陈月楼,江苏省聘请黄本仁、华浩,浙江省聘请尹树志、王鸿发等老师来校任教。还去北京华北革命大学请来了祭阳冰、庞赫中、蒋承熬、朱公颖、唐子清等老师来校加强教学力量。大连港总工程师朱重光也参与教学。师资队伍强大了,教学质量有了保证。全国各港纷纷派人来大连港技校学习经验。
        毛达恂把码头工人的疾苦挂在心上。他经常深入现场,与工人们交谈,了解实际情况。逢年过节,他都到老工人家拜年走访,听取工人们建议,了解工人们的困难。
        1951年2月,大连港工会劳动保险委员会成立,以免除职工后顾之忧。9月,大连港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党、政、工、青及工人代表共17人组成的大连港管理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当时的装卸作业,工人们都是手抬肩扛。为了减轻工人劳动强度,1951年,大连港一次购买了9台万能机,投入装卸生产。毛达恂还批准购买班车,大连港工人从码头到红房子,上下班坐班车。毛达恂还投资改善了红房子码头工人养老院。
    当时大连港,有固定职工6000余人,连同家属有2万余人,可是只有一个小诊所。为照顾大连港职工和家属的就医方便,毛达恂组织在中山区七星街创建了大连港医院,是一所综合性医院,有床位125张。毛达恂到北京卫生局求援,引进来多名医护人员,有几名专家在北京市都是很有名的。
     毛达恂还非常关心工人们的居住条件的改善。他到红房子,看到码头工人一个房间住几十个人,他对管理职工住房的干部说:“码头工人也要成家立业,也要娶老婆生孩子,也应当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房子住,和人们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他决定将原红房子由南向北分期分批拆掉,再由南向北另建新楼房,新楼的名称是“海港工人之家”。新楼建筑大部分是一家一户的家庭用房,一部分是工人单身宿舍,要有玩,有吃,各种后勤服务。毛达恂要求按高标准建设,花钱请苏联专家设计。党委书记王伟兴奋地说,到了共产主义也不落后。1951年春,“海港工人之家”开工兴建。遗憾的是1952年“三反”运动开始了,“海港工人之家”只打下个一层地基,就被停止了建设。
        毛达恂不仅办大事,还从小处为工人着想。给装卸工人每人发七尺优质棉布作垫肩,天冷时还可作腰带用。夏天熬绿豆汤、冬天熬葱姜汤,给工人们工作时解渴御寒。他对全港的职工业余文娱活动也很关心,修建码头球场,放映露天电影,创办职工图书馆。
    毛达恂关心码头工人们的举措,增强了码头工人的自豪感,极大地调动了码头工人们的生产积极性。1951年,大连港货物吞吐量比1950年增长了75%,荣获旅大地区金标旗帜和第一模范称号。
       毛达恂在大连港只待了一年多一点时间,但是,他为大连港职工做了那么多的工作,,谋得了那么多的福利,赢得了全港干部、职工的好评和尊重。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后,当年的老码头工人还念念不忘地说:毛达恂是心里装着工人的好港长。
       毛达恂妻子戈明说,1951年,是毛达恂一生事业成就和家庭幸福达到顶峰的时期。
 
                           (三)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党和国家机关内部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全国性“三反”运动。
        高岗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他把旅大地区作为“三反”运动的重点整治地区,东北局派了1000多人“打虎队”队员来到旅大。高岗与旅大区党委的领导有个人恩怨,毛达恂也受到了牵连。在动员大会上,当场把副市长朱新阳抓起来,说是贪污腐化。第二天宣布大连港港长毛达恂等三人有“铺张浪费”、“养花养鸟”、革命意志衰退的问题,停职反省。接着,“打虎队”负责人召见毛达恂、王伟,要求限期三天内,在大连港打出50名大老虎(贪污10000元)、100名中老虎(贪污5000元)、1000名小老虎(贪污100元)。说:“打不出来,就说明你们的手不干净”。毛达恂请求延长点时间,“打虎队”不同意。王伟提出“实事求是,有多少算多少”。“打虎队”也不理睬。三天过后,见大连港没有打出老虎,“打虎队”就宣布大连港“打虎指挥部”解散,毛达恂、王伟撤职。随后,派出100多人“打虎队”队员,进驻大连港。
       在“三反”运动中,大连港抓出1000多个老虎,大多是冤假错案。东北局认为毛达恂建“海港工人之家”、职工医院、技校等各项福利措施,是“铺张浪费的典型”,进行重点批判斗争,一再强迫毛达恂“认罪作检查”。其实,建设“海港工人之家”等项目,都是经旅大区党委和上级批准,绝不是为了小集团谋私利,但是,“打虎队”根本不允许毛达恂申辩。最后,撤消了毛达恂的大连港港长职务,行政上连降二级,调往辽宁抚顺市市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兼市文教局局长。
       毛达恂含冤受屈,他还不断自责,他说:“我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组织,我要力求补过。”政治运动的摧残和煎熬,使毛达恂身心受到极大伤害。1953年4月,他在抚顺市工作期间,心脏病复发,病倒在工作岗位上,被紧急送往沈阳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毛达恂在病中多次向妻子写便条,妻子戈明整理抄到笔记本上,终身保存。有一张便条写道:“医生嘱咐我静养,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矛盾,因为我闲着不做事,比什么都痛苦,我要为党工作,哪怕干半天也心情舒畅……。”还有一张便条中写道:“我虽是病魔缠身,但我仍象一株坚贞的青翠松柏,雄伟矗立起来,有一份热、发一份光,为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这时候的毛达恂,痛苦之情跃然纸上。
       大夫告诉戈明说:“达恂同志的心脏病,病情是严重的,如果控制得好的话,还可以活5年。”言外之意,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
       1954年秋天,高岗被揭露和批判。党中央重新审查了毛达恂在大连港工作期间的事实,撤消了原东北局对毛达恂的错误决定,毛达恂的冤案彻底平反。消息传到大连,海港码头工人盼望毛达恂夫妇重返滨城,希望海港“工人之家”的建筑工程早日恢复开工。毛达恂夫妇对大连也有舍不下的感情,也想重返大连。但是沈阳医科大附属医院领导提出建议:“毛达恂的病情尚未恢复健康,当前必需转院治疗,在国内有一个大医院可以接受继续治疗,那就是湖南省长沙湘雅医院。这所医院是闻名全国专治心脏病,医术最高的医院之一。”
       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决定,将毛达恂调回长沙,担任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边工作边养病,以养病为主,待病好后职务另行安排。
     1955年初夏,毛达恂病情有所好转,他瞒过医生和妻子,带着必需的药品,独自回到五美山家乡和浏阳县境内的柏嘉山一带。访老探友,共叙当年战斗岁月的往事,回忆先烈们在敌人的法庭上、刑场上宁死不屈的感人事迹。毛达恂搜集到20余名革命先烈的事迹,为他们撰写传略。
       1958年,“大跃进”之风刮遍了全国城乡。毛达恂对过“左”政策感到忧心忡忡。他听到五美公社群众反映,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加班干活,他拍案而起,直奔湖南省委。周小舟书记热情地接见了他。毛达恂说:“公社食堂都是社员带粮进去的,一是吃不饱,二是吃光了怎么办?这样下去要饿死人的。”周小舟认定毛达恂反映的情况真实,并同意他的观点,也据实向上报告。
     1959年4月28日,毛达恂在家乡五美供销社帮助售货员工作时,突发脑溢血病,经抢救无效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沈阳医科大附属医院医生的预言,不幸成真。
       中共湖南省委在悼念毛达恂的挽词中写道:
       献身革命事业,出生入死。历尽艰辛,三十三年如一日。
       从事祖国建设,不遗余力,溘然长逝,百千同志悼英灵。
       毛达恂的妻子戈明,是他在上海中学任教时教的学生,并培养她走上革命的道路,亦师亦友。不论是做地下工作的出生入死,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的荣辱与共,他们结下了深深的感情。毛达恂逝世后,戈明把毛达恂的骨灰装在枕头里,陪伴共眠三十多年,直到戈明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