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新港建设的日日夜夜
作者: 来源: 添加日期:13-11-11

 


难忘新港建设的日日夜夜

■口述:曹凯
■整理:许辉
曹凯,1928年生,黑龙江宾县人。1969年到大连港工作,历任大连港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鲇鱼湾建港指挥部副总指挥、鲇鱼湾工程指挥部党委书记。任内,主持大连港鲇鱼湾原油码头工程建设。1976年1月至1977年8月,任中共大连港委员会书记、革委会主任。1986年离休。享受市地级待遇。
(一)

1973年2月27日,周恩来总理听了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汇报后,在党中央政治局讨论港口问题时发火了:“港口建设像乌龟爬,跟不上形势需要。”他明确指出:“从现在开始,三年改变港口面貌。”
周总理着急呀,“文革”导致经济混乱,发展对外贸易,港口落后拖外贸的后腿.全国港口加起来,不如荷兰鹿特丹一个港的吞吐量。当时,国家急需出口原油创汇,已经确定每年将从大连港出口大庆原油1500万吨。这时,在大连建设大型深水油港是刻不容缓。
1974年1月,辽宁省大连港建港指挥部成立。旅大警备区司令员、旅大市委第一书记刘德才任总指挥, 旅大市市委书记崔荣汉和我任副总指挥。
不久,我带着大连工学院钱令希教授设计的栈桥式码头的模型,到交通部汇报。有的领导就感到任务量太大,一个小渔村什么都没有,要搞那么一个庞然大物的话,三年你能拿下来吗?比较快的是从日本引进单点系泊式码头。可是从日本引进需要多少钱?在当时是天文数字,2700万美元。
5月,国家计委批复同意大连港鲇鱼湾石油码头和铁岭到大连的输油管道建设。油码头一期建设一个10万吨级和一个3万吨级泊位,码头型式采用单点系泊。单点系泊的设备从日本引进。9月,国务院召开建港工作会议,会议提出:1975年鲇鱼湾油港工程是个重点,全国保鲇鱼湾。
1974年11月1日,鲇鱼湾油港建设正式破土动工。先后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48个施工单位,上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了鲇鱼湾这个荒凉的小渔村。
从日本引进单点系泊设备出现了麻烦。卡在什么地方?水下管线软管,我们要一个备用的,因为一旦它出毛病的话,那不就整个停产了吗?日本人很傲慢,不答应。你越着急,他越卡你。谈了几个月,也没谈成。
国务院李先念副总理看了情况简报后,感到这样的谈判太不值得了。通知交通部,停止引进单点系泊,要大连港靠中国人自己的志气,建设现代化港口。
1975年5月4日,国务院下达决定,鲇鱼湾油港建设停止从日本引进单点系泊设备,全力抢建栈桥码头。
我们召开整个建港现场群众大会,交通部工作组组长子刚同志传达了李先念同志的指示。全场群情激奋,“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争光”,“一定要建‘争气港’”,喊得嗷嗷的,大家都是发自内心的。

(二)

工程初期施工的条件非常艰苦。已经是冬天,崔荣汉书记和我住在一个单帐篷里,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就是单帐
篷,也满足不了需要。         
雷锋生前所在的解放军某部工兵10团来到鲇鱼湾参加油港施工。没有住处,战士们就在黄土坡上挖了地沟,底下铺的是稻草,上面搭的是篷布,就算是营房。并且,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施工,白天黑夜连轴转。我看到以后非常感动。当时我们的伙食是苞米面饼子和白菜汤,没有蔬菜。我就跟崔荣汉书记说,战士们昼夜奋战,体力消耗很大,能不能给弄点猪肉和蔬菜。崔荣汉书记就找来金县的革委会主任,最后保证给每个战士每天二两蔬菜、半斤猪肉。战士们可高兴了。
工地上没白天没黑夜地干。晚上修路,没有照明,就用瓦斯灯。很大一片地方,瓦斯灯不够用。那么多的人,你挤我,我挤你怎么办?民兵女孩子们就用梳妆台上的镜子反光照在地上,照着反光的亮刨石头,避免刨到脚上。
河南运输公司派来了一个汽车队,40多辆汽车。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队里派性严重。党支部书记把队长戴上铁板批斗,队长脖子上都勒出血。建港指挥部的干部去阻止,也不听。因为他们的临时组织关系,挂在建港指挥部。我去汽车队召开会议,我说建油港是政治任务,谁影响,谁就犯政治错误。我宣布两条,一是免去党支部书记职务,让河南交通厅另派人来;二是谁不干活就扣谁每天的补助费。那时他们外来的补助费很高,一天有4、5元钱。这一下没有谁再敢耽误干活了。
紧张的施工,不仅流汗,还流血。因为爆破,有的工人失去了双腿,有的失去了眼睛。还有的工人献出了生命。航务三处的一名工人,浇铸桥墩时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睡在沉箱里,被滚滚而下的水泥淹没。等到人们从水泥中把他救出来,他已经没有了呼吸。他的未婚妻得知这一噩耗,从河南赶到了鲇鱼湾工地,她唯一的要求是和未婚夫照一张合影,他们俩还没有一张在一起的照片。工友们默默地扶起那具僵硬的尸体,那个女人一步一颤地走上前去,流着眼泪与未婚夫留下一张令人心碎的照片。

(三)

油港的建设虽然工期紧,任务重,但是施工中讲科学,保质量,决不含糊。
大连工学院帮着我们搞设计,搞图纸。钱令希教授主持设计的新港栈桥,是全焊接钢结构空腹桁架,这种钢桥是我国港口建设的首创。在国外曾有过这种小跨度的钢桥,当时有些已经垮掉了。面对如此高难度的设计任务,大连工学院那些老师,像邱大洪、邢至庄,吃住在现场。他们住的活动板房,又是宿舍,又是设计室,又是餐厅,昼夜那么干,设计先后进行过6次大的修改。他们把好焊接、吊装的每一关。每项施工,验收非常严格,每张图纸验收后我都得签字,我要负责任。
钢桥吊装时,我们请空军派直升飞机在空中看是否对位。我安排港里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工人协助指挥吊装。投产前,钱令希教授带着他的团队,把栈桥仔仔细细检查一遍。我又请
旅顺海军基地派船,把航道和泊位测试了一下,看看10万吨级的油轮能否停靠。最后认为没问题。
在油港建设的日日夜夜,不论是交通部、旅大市派驻来的领导,还是我们建港指挥部的干部,都是与施工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1975年、1976年两个春节,我们都是在工地上过的。1975年春节三十晚上,我的老伴在家里把饺子煮好了等我回来。那时,也没有电话,一晚上我也没有回来。老伴怕饺子坏了,把饺子放在屋外过道里。两天、三天,一个星期我也没有回来,结果饺子都放臭了。
我们领导干部和工人在一个食堂吃饭,吃的是一样的饭菜,没有什么特殊待遇。交通部工作组组长子刚,在工地工作了一年多,临回北京前,我请他吃个便饭,加了两个菜。过了一些日子,子刚托港里到交通部办事的同事捎回来了4块钱菜钱。
领导在生活上严格要求自己,但是,要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新港建设有一些招工、农转非的指标,我们就有意识地把港里机关干部、基层工人中家属在山东农村、大连农村的同志,调去参加油港建设。这些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因为早一天把油港建成,他们的一家人就能早一天团圆。鲇鱼湾村有近百户渔民,为了做好安置工作,我们就给每家一个招工名额,让他们参加油港建设,建成了就当工人。他们参加施工干劲十足。
                
1976年4月12日,辽宁省批复将鲇鱼湾油港定名为大连新港。4月30日,大连新港举行投产庆祝大会。国务院发电祝贺新港建成投产。新港是我国自行勘测、自行设计、自行施工并全部采用国产材料建造,是全国第一座现代化10万吨级的深水码头。庆祝大会上,刘德才司令员为新港的建成投产剪彩。我在大会上宣布,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我们新港的建设,三年工程两年半完成了。全场掌声雷动。大连新港建成投产后,大连港成为全国最大的石油输出港。
新港投产不久,我国驻法国大使曾涛回国休假。临回国前,法国总理接见他。法国总理说,我祝贺你。曾涛还不知道怎么回事。法国总理说,你们建成了一个10万吨级的油港,这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曾涛听了很受触动,我们国内有这么大的举动,我这外交官的腰板也硬啦。这是曾涛大使回国来新港时告诉我的。
新港建成投产后,日本派代表团来新港,参观研究我们的栈桥码头,看了后,日本人很佩服。
1978年,已经是交通部副部长的子刚,来大连港检查工作。港里汇报说,全港正在批判曹凯反党罪行。子刚说,曹凯有什么错误,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在新港建设有贡献的。
2000年,港里组织老同志去新港游泳馆游泳。新港一些老工人和家属看到我非常热情,递毛巾,送水,敬烟,弄得我都不好意思。这些老工人和家属我都不认识,可是,他们认识我,他们是新港建成时全家调到新港团聚的。看到新港的老工人和家属还记着我,那天,我心里非常高兴。

记忆中甘井子简易房的味道
甘井子简易房位于现散粮码头公司甘井子港区码头西侧,凡是曾经在原甘井子港务公司工作过的职工对它都不会感到到陌生。在1978年之前,简易房的境况确实名副其实,几间低矮潮湿的平房连接在一起,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冷夏天热。1980年,简易房经过翻新改建,变成了两层高的筒子楼,风吹雨打三十余年,小楼味道记忆犹新。
简易房之大杂院味道

简易房里居住的都是原甘井子港务公司的工人和家属,他们白天在单位是亲密的工友,晚上回到家又是和睦的邻居。为暂时缓解职工住房压力,1980年,公家出资将原来的简易房进行了翻修扩建,安装了暖气和自来水管线,并加盖了二楼,由单位工人亲手焊制的两个铁制的楼梯将一楼和二楼连接起来。沿着楼梯走上去,长长的走廊,水泥地面,左右手两边都是屋子。明亮的玻璃,木制的门窗,相比之前阴暗狭小的小平房,简易房真的是焕然一新了,而且容积率也比之前提高了近两倍,昔日低矮潮湿的简易房变成了筒子楼。
楼上楼下大概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大家进进出出的都是一个大门和楼梯,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一种大杂院儿的亲情。东屋的孩子病了,西家就过去看看;西家的老人不舒服,东屋的也过去探望。无论春夏还是秋冬,他们互相关照着,度过了平淡又漫长的岁月。生活在简易房的人们都像一家人一样,孩子们也都是吃百家饭长大的,谁家两口子上班没人照看,就把孩子往邻居家一放,也不必说那些客套话,因为自己也会经常义不容辞地帮邻居的忙……热闹、亲切、踏实是简易房留给大家最深刻的感触。
有一年春节,简易房里的邻居们提议大家一起过除夕,得到了全楼的热烈响应。为了这个不一样的除夕,每家都做了一个拿手菜。几个邻居把家里的桌子搬到走廊,拼成一个长条形饭桌,猪肉炖粉条、砂锅大白菜、酸菜肉沫子,烧鸡,还有一大盆热腾腾的饺子……各色菜肴纷纷上桌,大家伙一起吃年夜饭,推杯换盏,人声鼎沸。在暖暖的灯光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和睦、其乐融融的味道。在记忆中,这是简易房唯一的一次集体过除夕夜,但也是在简易房生活了二十余年中印象中最深刻、最温馨的一次春节。如今这种情景只在梦中,高楼大厦里已经无法找寻。

简易房之童年味道

说起简易房,那里藏着最多的是儿时的“味道”。孩子们常在院子里做游戏,跳房子、丢沙包、跳皮筋儿、丢手绢、“编花篮”、捉迷藏……而翻贴画儿、弹玻璃球也是男孩子们最喜欢的游戏。也有很多一次就输个精光的,然后软磨硬泡的哄着赢的孩子把输掉的贴画儿或
弹球还给他们,现在想想真的挺有意思。记得走廊门口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家闲置的两开门儿衣柜,那里已然成了孩子们涂鸦的画板。他们总会用不用颜色的粉笔,在上面随意搞“创作”,用他们稚嫩的小手画只鸡,画只鸭,画朵小花,再画个房子,那些看上去很抽象的画作不仅画出了孩子们的天真烂漫,也画出了他们童年的憧憬和未来的期望。
简易房的孩子都是一个单位里的职工子女,清晨伴随着他们背着书包蹦蹦跳跳跑去学校的身影和清脆的自行车铃声,便开启了简易房新的一天的生活。傍晚时分,孩子们放学了,三五成群的在院子里玩耍。他们一阵风儿似的从走廊的东头儿跑到西头儿,再跑回去,留下的是一张张天真快乐的笑靥和一串串银铃般的笑声。
现在,当年那些曾经在简易房里长大的孩子们大都沿着父辈们的足迹,传承着老码头精神,在海港这片蔚蓝色的海域里播种着青春,书写着理想。相信,无论走到哪里他们都不会忘记,那些年,在简易房里、海港屋檐下他们曾经一起度过的美好童年。

简易房之搬家味道

平房改建成筒子楼也不能最大限度地缓解工人们的住房难题。单位又只好将筒子楼里南面向阳的房间作为卧室分配给已婚并符合分房条件的职工居住;北面的房间一分为二,中间用一个木板隔开,作为厨房供两家使用。筒子楼位于港区内,距离最近的公交车站也有三公里之遥,所以自行车是筒子楼里的住户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简易房里曾经住过一代又一代的甘井子码头工人,在那个住房拥挤的年代,很多年轻人都能为求得一间简易房作为栖身之所而感到幸运。当福利分房还是轮候制的时候,能分到正规的房子真是难上加难。在简易房里遇上哪位老师傅分房、搬家这种大事儿,便也成了简易房里的喜事和节日。邻居们发自内心的艳羡和祝福,搬家时大家七手八脚的帮忙、出力,就跟一大家子人一样,不分彼此,那种场景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倍觉感动。
简易房住久了,邻居们似乎也不仅仅是工友、邻居,平时在走廊、院子里见了面,那种亲切洋溢着暖暖的亲情,更像是家人。随着住房货币化改革,年轻人也陆续购买了新房,简易房里的住户由当年的二十几户人家逐渐搬离至现在仅有的几户。曾经,能和家人住上宽敞明亮的新房,是简易房的工友们毕生的梦想,然而搬家的那一刻,几乎每个人都心生眷恋。不舍邻里间那份浓浓的亲情,不舍工友间深厚的友情,更不舍多年来在简易房生活的日子里收获的快乐与感动。楼上朱师傅家流油的芸豆包子,楼下张阿姨家炒菜炝锅时的葱香,院子里工友们打扑克时放肆的叫喊声,顽皮淘气的孩子们吵闹声,这些无一不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即使多年后再提起也依然是津津乐道。如今,曾经住在简易房的人偶尔见面,聊起简易房时总不会忘记在那里一起生活的苦乐年华。
简易房见证了甘井子港务公司曾经的繁荣和多年来职工生活水平的提高,她伴随着一代又一代海港人的成长。即使那时简易房狭小简陋,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却没有室内卫生间;即使那时简易房的地面是水泥地,高低不平甚至院子里杂草丛生;即使那时每家都只有十几平方米、物质匮乏也没有公交车出入,但那里却有工友们曾经最美好的记忆,有孩子们童年的欢乐和幸福的记忆,这故事美丽而温暖。
我在旧社会是个只念了三年书的小学徒。进了大连港后,通过扫盲,我学写“萝卜条”、“豆腐块”、顺口溜儿什么的,在港报历届编辑帮助下,得以见报端。1952年8月份,我刚调进海港站岗放哨时,家母就因病去世,我却无钱买棺葬母,难以尽孝。正当我呜呜哭泣一筹莫展之时,是大连港为我无偿提供一口棺材,才把慈母安葬。这天大的恩情我终身不忘,所以,我拿起笔来歌唱党,宣传大连港。只是这个业余宣传员的道路走得也不平坦。

“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在大连港消防队当防火员。我哪派也没参加,是个“逍遥派”。但也被铺天盖地大字报进行批判,一些人说我当业余宣传员时,曾经向党进过攻, 更有甚者说我打着红旗反红旗。
起因是1962年 9 月,我在 《旅大日报》一版上发表了一篇《陈工程师的丝绸衬衫》的通讯。当时党和政府为了解决粮食困难,进口粮食,我港动用进口吸粮机加速卸粮。一天正在卸粮时,进口吸粮机突然停摆了。陈工程师前往一看是油泥糊住了吸粮机的过滤网。他急忙找来一块毛毡,照着过滤网大小剪下一块按在过滤器上 。经过试验往下掉毛,不行。必须用丝绸布才行。可是材料库没有丝绸布,那时也没有地方买。非常紧急。陈工程师就将身上穿的丝绸衬衫脱下来把后身磨的最轻地方剪下一块,按在过滤器上。试验成功,及时恢复了保粮生产。当时我港团委在海港俱乐部召开千人大会进行表彰,同时局团委书记也表扬了我这篇稿子写得及时,宣传了大连港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大连港当时的“保粮”快装快卸,起到了很大作用。但在“文革”中,一些人说我写稿阶级界限不清,是打着红旗反红旗。
我身在单位受批判,不料家中又“失火”。街道造反派找到我家中,说我家污蔑赤色革命。原来是我在单位经常用红纸写大标语,不知什么时候把裁下的红纸头带到家里,叫才几岁不懂事儿的孩子上便所用了。被人发现后,到街道进行了检举,说是红色代表革命,拿红色纸头上便所是污蔑革命,应该批斗。我得知街道又要勒令批斗时,头脑发晕,上便所时一头栽倒那里。幸亏邻居老梁同志仗义执言,他到街道革委会替我求情,他说咱有的人穿红色小裤衩都不算污蔑革命,老魏家的孩子用红纸头儿上了趟便所,是不是也不应该算反革命啊?街道造反派这才不了了之,使我家逃过了一劫。

被去旅顺“肃流毒”

1968年10月7日,中发(68)142号“彻底砸烂公、检、法”的文件转发全国。随着大连市公安局、大连市检察院、大连法院实行军事管制,时称北方区海运公安局大连港公安分局的我港公安局也被军管。1968年8月21日,我这个属于工人的消防员也在军管安排下被第二批坐着大卡车前往旅顺九三路(万忠墓后边)苏联遗弃的兵营。同全市公检法干警集中一起“肃流毒”。我港公安局被编成“公检法”第十二大队,在军事管制下,以连排班编制进行“斗批改”。那个史无前例的局面真是可怕。当时我港公安局局长在遭批斗时,一个造反派手指着局长结婚照片质问,“你老婆手上戴的(指一个戒指)是什么?”“铜箍子。”局长刚答完,就被那个造反派“啪!”地一声打了一个大嘴巴子,然后呵斥局长是撒谎,令其必须交代是“金的”,这才算老实认罪。当年9月3日“全国山河一片红”(即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那一天,先前第一批管制在旅顺红营子的大连市公检法的绝大部分领导干部,脖子上被戴上了 “特务”、“间谍”、“里通外国”等等莫须有罪名的大牌子,分别由两人押着,个个低着头,形成半里路长的“牛鬼蛇神”队伍,向九三路(第二批)干警集中营游去,进行批斗示众。当时我看到其中有一个熟悉的身影——他是1955年由我港港警大队调到市公安局的。他虽不是领导,但也被划入“牛鬼蛇神”队伍里头。我见他光着膀子由两人架着,后背被砸的青肿像发面馒头。当时我虽感到可怜和同情,但也不敢流露出来。
接近上冻时节,我和警友们又被统一拉到新金县大刘家水库修水库,进行劳动改造。一直改造到1969年快过元旦,才被集体解回大连港。

“回风灶”旁练秃笔

我回港后,被迫脱掉警服,改了行,分配到东区二队当装卸工人。虽然天天肩抬人扛出大力,但我也高兴,因为再甭担心挨批挨斗了。但是我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就是眼睛高度近视,在装卸劳动中经常发生事故,而且有两次是致命的事故,幸亏老码头工友救了我。所以只干了8个月的装卸,就被调到东部作业区食堂当炊事员。
我这个炊事员不会做饭,就主要负责烧火,是真正的伙夫。当时东区食堂后厨有一排三个大锅。分别是蒸馒头的、做米饭的、炒菜的。这三个大锅都是灶台在前、灶塘门口在后的“回风灶”。而且一溜灶塘门与上述一溜三个大锅是用间壁隔开的。也就是说我这个司炉伙夫与厨师之间如同隔着一道山,彼此看不见。烧火做饭需要加火或停火时,全凭厨师在厨房高声发出的“开门!关门!加火!”等口令行事。 
灶塘暂时停火时,我就有了一点休息时间。我又犯了“吃了一百顿豆子不知豆腥气”的老毛病,忘了曾经因涉及搞宣传而被批判的教训,又开始搞宣传了,在餐厅东墙上办黑板报。在干夜班的下半夜休息时间,我踩着桌子为餐厅东墙上的黑板报换写新内容,进行安全教育和大批判宣传。因为我的文化低,为了把板报写得让人受看,我还不怕人家笑话,经常把标题大字描了擦,擦了描。十天半个月一期,干地挺起劲的,连续干了三年。
谁想在这之后又开展了“经济领域阶级斗争”。我害怕在食堂难免“多吃多占”再犯错误,就要求离开食堂。几经请求也不批准,最后同意放我走,但却不给在东区范围内另行分配工作,逼着我到其他单位自找工作。就在我走投无路时,时任火车大队派出所所长、我之前的警友老唐把我介绍到火车大队(现铁路公司)干活。火车大队领导熟悉和了解我的为人,就痛快地接收了我。真是“困难之时帮一把,胜过有时帮匹马”啊!我在火车大队当了八年的抄车号、检铅封、监装监卸的火车货运员,同时,还兼做工班里的业余宣传员。之后,又被调到当时建港指挥部汽车队当了一名以工代干的工会宣传干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我又奉命归队着警装,站岗巡逻干消防。1985年,我正式成为了宣传干事,干上了宣传的本行,我采访,熬夜写稿,心里高兴,十来年的功夫,我为宣传我港和公安干警写了近千篇稿件,我这业余宣传员也算成了正果。